第643章 标杆

合同寄出去之后，白书昀在办公室坐了很久。窗外是京城初冬的灰蒙蒙的天，楼下的银杏树落光了叶子，光秃秃的枝丫戳在半空里，像一根根伸向天空的手指。

他手里捏着一份名单，上面写着几个名字：张远、娄叶、王祥帅、贾樟。这是他从圈内人那里辗转打听来的，都是这些年在地下电影圈里折腾出些名堂的人。

有人在国外拿过奖，有人在圈内被捧成“大师”，有人被骂成“叛徒”，有人被遗忘在角落里。

白书昀把这几个名字看了又看，拿起笔，在第一个名字上画了个圈。

张远。地下电影的“教父”，圈内人都这么叫。九十年代初就拿过境外电影节的奖，被西方媒体捧成“华国电影的希望”。

这些年拍的片子，全是西方人爱看的那一套——落后、愚昧、肮脏、混乱。他把这片土地上最阴暗的角落掰开了揉碎了，拍给洋人看，洋人鼓掌，他拿奖，回来继续拍。

白书昀让人查过他的底，也找看过他片子的人问过。问到最后，那人只说了一句话：“这人骨子里是坏的，根上就歪了。”

白书昀在那个名字上画了个叉。

第二个，娄叶。圈内公认的“艺术大师”，只认艺术，不认别的。

他的片子晦涩、冷硬、孤独，像一块石头，砸在观众心里，疼，但不说话。

他从不跪舔西方，但他的艺术标准全是西方的——镜头语言是欧洲的，叙事逻辑是欧洲的，连人物内心都是欧洲的。

他不跪，但他站的地方，也不是华国的土地。

有人告诉白书昀：“这人心里只有艺术，没有家国。”白书昀想了想，在那个名字旁边画了个问号。

第三个，王祥帅。这个人，白书昀听圈里人提过几次，评价很统一——“墙头草”。

早年走地下路线，拍了几部敏感题材，在境外拿过小奖。后来风向不对，立刻转向，拍了几部主旋律，又觉得不对，又转回去。哪里有好处的往哪里倒，哪边有奶的往哪边跑。白书昀摇摇头，在名字上画了个叉。

最后一个，贾樟。

白书昀盯着这个名字看了很久。他让人详细打听过这个人的底细。

晋省汾阳出来的，考了三年才考上北影，毕业后没戏拍，东拼西凑借了点钱，扛着摄影机回了老家，拍了一部叫《小五》的片子。

片子里没有明星，没有特效，没有跌宕起伏的剧情，只有一个汾阳小混混的日子，游荡、打架、谈恋爱、被生活碾过来碾过去。

片子拍完了，在国内没人看，也没人敢放。有人把它带到境外，在几个电影节上放了一圈，拿了好几个奖。

国外媒体说他是“华国电影的新希望”，国内有些人骂他“揭疮疤”“递刀子”。可白书昀让人把《小五》找来看了一遍。看完之后，他在办公室坐了很久。

他看到的不是疮疤，不是阴暗，不是西方人爱看的猎奇。他看到的是一张张活生生的脸，是那些在时代浪潮里被冲来冲去的小人物，是那些挣扎着活下去的普通人。

他们没有名字，没有故事，没有人在乎他们的喜怒哀乐，可贾樟在乎。

他把他们拍下来，不是为了给洋人看，是为了让这片土地上的人看见自己。

白书昀拿起电话，拨了一个号码：“帮我打听一下贾樟现在的处境。”

消息很快传回来。

贾樟柯年初在国外拿了不少奖，回国之后被约谈了好几次。片子不让放，新项目批不下来，人悬在半空，上不去，下不来。

圈里人都知道，上面要对他动手，这一刀不会轻，有人说是禁五年，有人说是封杀，没人说得准。但所有人都知道，他在等。等那一刀落下来。

白书昀放下电话，靠在椅背上。他想起了张一谋。

当年张一谋也被人骂过，骂他媚外，骂他丑化华国，骂他把民族的疮疤揭给洋人看。

后来张一谋拍了《一个都不能少》，拍了《我的父亲母亲》，拍了那些干干净净、温暖明亮的故事。

他学会了收锋芒，学会了走主流，学会了在夹缝里找一条能走通的路。

他拿了金熊、拿了金狮、拿了银狮，也拿了国内观众的眼泪。他成了标杆，成了榜样，成了那些在地下挣扎的人仰望的对象。

白书昀知道，贾樟也在仰望，他见过贾樟的采访，那人说，他最大的愿望，是让自己的片子堂堂正正地走进国内的院线，被国人看见。

他羡慕张一谋，羡慕陈哥，羡慕那些有体制背书、有全国观众、有正经名分的人。他不是不想走正道，是没有人给他铺那条路。

白书昀在贾樟的名字下面画了一条横线。

这个人，就是他想要的，他是地下导演，但他的心在国内。

他拍的那些小人物，那些在时代夹缝里挣扎的普通人，不是为了让洋人看笑话，是让国人看见自己。

他不跪西方，不拿艺术当遮羞布，不把自己的同胞踩在脚下换奖杯，他只是想拍他想拍的东西，想让他拍的东西被他想让看的人看见。

白书昀拿起电话，拨通了何雁佳的号码：“佳佳，帮我打听一个人。贾樟，晋省那个导演。我要知道他现在在哪，怎么才能联系上他。”

何雁佳那边沉默了一下，然后说：“舅舅，您要见他？”

白书昀说：“对。我要见他。”

何雁佳没再问，只是说：“我帮您打听。”

挂了电话，白书昀站起身，走到窗前。窗外的天灰蒙蒙的，远处有几只鸽子飞过，在楼顶上盘旋了一圈，又飞远了。

他知道，贾樟现在的日子不好过，片子被禁，项目被卡，人被约谈，不知道那一刀什么时候落下来。

等刀落下来的时候，是最痛苦的。

你不知道它有多重，不知道它会砍在哪里，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站起来，但白书昀知道，这个人，值得他跑一趟。

他想起张一谋，他去河北大滩草原的时候，张一谋蹲在监视器前看回放，穿着一件军大衣，头发乱糟糟的，脸上的褶子被风吹得更深了。

他站起来，伸出手，说：“白总，久仰。”那双粗糙的、干涩的手，是握摄影机的手，也是握泥巴的手。

白书昀知道，贾樟的手，也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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