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8章 富弼
天幕上的画面切到郓州。
一座简朴的官衙，院子里种着几棵老槐树。
一个清瘦的中年人坐在堂上，面前堆着积压的公文。
他一份一份地翻，一份一份地批，没有多余的话，也没有多余的表情。
“富弼。”
欲言不止念出这个名字时，语气比讲前面几个人都要惋惜。
“庆历新政的核心人物之一，范仲淹最信任的搭档，当年新政的十项纲领，有一半出自他手。”
“范仲淹被贬时，他站出来说话，结果被一起赶出京城。
先贬郓州，再贬青州，后来辗转多地，在外郡待了整整十年。
在庆历一代人里，富弼是被贬得最远、待得最久的人。
但与欧阳修寄情山水、韩琦经营地方不同，富弼被贬之后，几乎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
“他在地方上待了很多年，不写文章、不交游、不评论朝政。
像一个把自己关起来的人。”
【富弼的沉默比欧阳修的山水、韩琦的青天更让人难受】
【庆历之后那十几年，他是怎么过来的】
……
欲言不止继续说：
“直到神宗即位，富弼才重新被想起。
神宗做皇子时，富弼曾是他的老师。
神宗对这位老臣非常尊重，即位后多次请他出山，想让他主持朝政。
但富弼拒绝了。
神宗又请他推荐可用人才，富弼举荐了王安石。”
“彼时他认可王安石有才干、有魄力，地方政绩卓著。
但他举荐王安石，只是推举一名能臣，却想不到，这个人会掀起一场撼动整个大宋的变法。
等王安石推行新法，富弼，成了最坚决的反对者之一。
他对神宗说了一句话。”
天幕上浮现出那行字：愿陛下以安民为先，不宜更张。
欲言不止念完，停了一下。
“这句话和司马光的‘祖宗之法不可变’有区别。
司马光反对变法，是基于一套系统的历史哲学。
富弼反对变法，是基于一种更朴素的经验判断：大宋现在最需要的是安稳，不是折腾。”
画面切到熙宁二年。
神宗召富弼入朝，想让他出任宰相。
富弼拄着拐杖入宫，神宗亲自搀扶。
两个人在殿里谈了很久。
“他给神宗讲了庆历年间的教训。
他说，那时候仁宗也支持新政，范仲淹也全力以赴。
可守旧派一围攻，仁宗就动摇了。
变法的人被一个个赶走，变法的成果被一条条废掉。
最可怕的不是变法失败，是变法失败之后的混乱。”
“富弼的意思是：如果皇帝不能保证把变法推到底，那就根本不要开始。”
“变法一旦开始又突然停止，造成的混乱比不变法更大。
新旧两党互相清算，朝堂撕裂，政令反复，最后遭殃的是百姓，是社稷。”
【这话说得也有道理啊，元祐更化不就是他说的那个样子】
【富弼反对新法，还有一个原因是怕王安石带坏了神宗】
……
画面切到富弼晚年的书房。
一间简朴的屋子，案头放着一卷《论语》，翻到某一页，上面用朱笔圈了几行字。
“富弼晚年，闭门不出，很少过问朝政，有人来看他，说起新法的事，他只说了一句话。”
画面里，富弼坐在窗下，阳光照着他苍老的手。
他没有看客人，只望着窗外。
“人主好恶，不可令人窥测。
这句话，表面上说的是皇帝不该轻易表露态度，实际上说的是什么？
说的是，皇帝今天支持变法，明天流民图一出来，态度就变了，变法的人怎么办？
他在庆历年间吃过这个亏，仁宗一开始也支持，后来一怕就缩了
所以他不信神宗能撑到底，他不信任何人能撑到底。”
欲言不止叹了口气。
“富弼的悲剧在于：他看到了变法的风险，却没有看到不变法的代价。”
“他经历过一次改革失败，就再也不肯尝试第二次。
他把‘不重蹈覆辙’当成了最高的政治智慧，却忘了，不重蹈覆辙的办法有很多种，而他偏偏选了最消极的那一种，什么都不做。
他晚年对神宗说的那句‘以安民为先，不宜更张’，听上去很稳健，很负责。
可实际上，它意味着大宋在最重要的历史窗口期，选择了原地不动。”
【跟韩琦一样，最后选择尽力守护一方百姓，其他的不行了】
【那他有没有想过，什么都不做，大宋照样会烂下去？】
【他肯定想过，但他觉得，慢慢烂比一下子崩要好】
【所以他不是看不清，他是选择了“最不坏”的那个选项】
……
熙宁二年，汴京城西。
一处不起眼的宅子里，院墙斑驳，门楣低矮。
院子里种着几棵老槐，夏天遮出一片阴凉，冬天就只剩下光秃秃的枝丫。
富弼坐在廊下，他没有进宫。
他知道天幕在讲什么，他知道朝中那些人在做什么，他知道今日崇政殿里一定有热闹可看。
可他没去。
“老了。”他低声对自己说，“懒得动了。”
他静静的看着天幕，最后，画面切到范仲淹。
天幕打出那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富弼看着那行字，很久没有移开目光。
范仲淹死的时候，他去了。
灵前他站了很久，没有哭。
回来之后，一个人喝了一夜的酒。
范公这个人，太苦了。
他这辈子把什么都扛在自己肩上。
后世人怎么能这么轻飘飘一句略过他的苦。
他想反驳。
他想说，你们没有在郓州待过十年。
你们没有亲眼看过庆历新政是怎么被碾碎的。
你们不知道，当你和范仲淹拼了命想把一件事做好的时候，转过身发现，当初支持你们的君主，最后选择退让。
可他张了张嘴，终究没有说出声。
因为天幕说的是对的。
他确实选了最不坏的那条路，可最不坏的路，往往就是最没有希望的路。
他想起范仲淹。
庆历年间，范仲淹对他说：“富公，我们这一代人，若是改不动这个天下，后人怎么办？”
他当时没有回答。
现在他想回答，范公，我不知道后人怎么办。
我只知道，我们改过，败了，败得干干净净，连自己的命都差点搭进去。
天幕说，他忘了不重蹈覆辙的另一面，并不是什么都不做。
他确实忘了。
可如果他没忘呢？
如果他当年没有退，和范仲淹一起死在庆历新政里，大宋会变好吗？
他闭上眼，不再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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