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20章 重逢

一九三二年腊月，北地下了入冬以来最大的一场雪。

沈清澜的肚子已经大得像一口锅，走路都要人扶着。李大夫说，也就是这几天的事了。春草把纺织厂的事交给了别的姐妹，自己搬到督军府来住，专门照顾她。王婶也从矿上回来了，帮着烧水、煮饭、准备孩子的衣裳。

沈清澜每天都要在院子里走几圈，走得很慢，像一只笨拙的企鹅。陆望北跟在她后面，学她的样子，一摇一摆的，笑得咯咯响。她停下来，弯下腰，摸了摸儿子的头。

“望北，你要当哥哥了。以后要保护妹妹。”

孩子不懂什么是妹妹，只是歪着头看着她，嘴里嘟囔着“妹妹妹妹”，学得很快。

腊月二十三，小年。沈清澜在院子里祭灶，摆上糖瓜和草料，点了香，磕了头。她跪在冰冷的石板上，肚子顶在地上，费了好大的劲才站起来。春草扶着她，心疼得不行。

“夫人，您身子重了，这些事让俺来做就行了。”

沈清澜摇了摇头：“老规矩了，不能省。灶王爷要上天汇报，得让他嘴甜点。”

春草看着她，眼眶有些红。她知道，夫人不是在拜灶王爷，是在拜平安。她拜的是承钧在东北能平安，拜的是肚子里这个孩子能平安，拜的是北地这块土地能平安。

晚上，沈清澜坐在堂屋里，给陆承钧写信。她的字比以前更慢了，肚子顶在桌沿上，坐久了就喘不上气。但她还是坚持写，一笔一划的，端端正正。

“承钧，见字如面。今天是腊月二十三，小年。我在院子里祭了灶，给你也供了一碗饺子。望北会叫妹妹了，虽然他还不知道妹妹是什么。李大夫说，孩子很好，胎位很正，生的时候不会太疼。你别担心。

东北冷，你多穿点。刘把头的腿好些了吗？周参将的坟有没有人去看？等春天了，我想办法让人去给他烧点纸。他在天上看着我们，我们不能让他寒心。

前几天，清涵从省城来了信。他说梁督办要派他去东北，说是考察什么情况。我知道他不是去考察的，他是去找你的。你们兄弟俩在那边，要互相照应。我在这边，什么都做不了，只能天天给你们烧香。

望北睡了。他今天玩累了，抱着那只布老虎，怎么都不肯撒手。那是云舟给他做的，他一直记着呢。

承钧，我想你了。你什么时候回来？

清澜。”

她把信折好，装进信封里，放在枕头底下。然后吹灭了灯，闭上眼睛。黑暗中，她摸着肚子，感觉着孩子在里面踢腾，一下一下的，很有力。她笑了，笑着笑着，眼泪就流了下来。

腊月二十七，沈清澜开始阵痛。

天还没亮，她就疼醒了。她咬着嘴唇，没有叫出声，怕吓着陆望北。春草睡在外屋，听见动静跑进来，一看她的脸色，吓得脸都白了。

“夫人！您等着，俺去叫李大夫！”

春草跑出去，王婶去烧水，陆望北被吵醒了，坐在炕上，睁着乌溜溜的眼睛看着母亲，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沈清澜忍着疼，伸出手，摸了摸孩子的脸。

“望北，别怕。妹妹要出来了。”

李大夫来得很快，产婆也来了。三个人把沈清澜扶到里屋，关上了门。陆望北被王婶抱到外屋，孩子不哭不闹，只是瞪着眼睛，听着里屋传来的声音。

阵痛持续了整整一天。沈清澜疼得浑身是汗，头发湿透了贴在脸上，嘴唇咬破了，血顺着下巴往下流。但她没有喊叫，只是咬着牙，一声一声地喘着。

李大夫蹲在床边，握着她的手腕，数着脉搏。产婆在一旁准备剪刀和布条，手在发抖。

“夫人，使劲！再使一把劲！”

沈清澜攥着床单，指节泛白，用尽了全身的力气。她感觉自己的身体像被撕裂了一样，疼得眼前发黑。但她没有晕过去。她在心里一遍一遍地念着——承钧，你在哪儿？你听到了吗？我们的孩子要来了。

“出来了！出来了！”产婆喊了一声。

一声嘹亮的啼哭，划破了腊月的寒夜。

是个女儿。

李大夫把孩子抱起来，用温水洗干净，用一块蓝底白花的布裹好。孩子很小，皱巴巴的，红彤彤的，但哭声响亮，中气十足。李大夫笑了，笑得眼睛眯成了一条缝。

“夫人，恭喜您！是个千金！白白胖胖的，很健康！”

沈清澜躺在那里，浑身像散了架一样，但她的眼睛亮亮的。她伸出手，把孩子接过来，抱在怀里。孩子不哭了，睁着黑葡萄一样的眼睛看着她，小嘴一努一努的，像是在找奶吃。

沈清澜的眼泪掉了下来。她低下头，在孩子额头上轻轻亲了一下。

“丫头，你来了。你爹在东北打鬼子，回不来。等他回来了，给你起名字。”

孩子打了个小小的哈欠，闭上眼睛，睡了。

消息传到东北的时候，已经是正月十五了。

陆承钧正蹲在营地外面啃冻得硬邦邦的窝窝头，通信员骑着一匹瘦马从山下跑上来，手里举着一封信。他从马上滚下来，趴在雪地里，大口大口地喘着气。

“支队长……北地的信……夫人生的……是个女儿……”

陆承钧手里的窝窝头掉在了雪地上。他愣在那里，一动不动，像一尊雪雕。刘把头从旁边爬过来，捡起那个窝窝头，拍了拍上面的雪，塞进他手里。

“队长，您有闺女了！”

陆承钧这才反应过来，一把抢过那封信，拆开，手在发抖，信纸哗哗地响。信是春草代写的，字歪歪扭扭的，但他每个字都看得清清楚楚。

“队长，夫人腊月二十七生了，是个闺女。六斤八两，白白胖胖的，哭声响亮。母女平安。夫人说，等您回来给闺女起名字。您放心，家里有俺们。春草。”

陆承钧把信看了三遍，然后蹲在雪地里，把脸埋在膝盖里，肩膀剧烈地抖动。他没有哭出声，但刘把头看见他的后背在抖，抖得像一片被风吹着的树叶。

“队长，”刘把头蹲下来，拍了拍他的肩膀，“您闺女，高兴才对。”

陆承钧抬起头，满脸是泪，但他在笑。笑得很难看，嘴角在哆嗦，眼泪还在流，但他确实在笑。

“老刘，我有闺女了。我有闺女了！”

刘把头咧嘴笑了，笑着笑着，也哭了。

那天晚上，陆承钧坐在营地里，给沈清澜写了一封信。信写得很长，写了好几页纸。他把信纸铺在膝盖上，借着篝火的光，一笔一划地写。

“清澜，见字如面。你的信收到了。闺女，六斤八两，白白胖胖，哭声响亮。我高兴得一整天都在笑。弟兄们说我疯了。我说我就是疯了，高兴疯的。

闺女的名字，我想了很久。叫陆望春吧。望春，望春，盼望春天。她生在腊月，正是冬天最冷的时候。但她来了，春天就不远了。北地的春天，中国的春天，总有一天会来的。

清澜，辛苦你了。我不在你身边，你一个人生孩子，一个人带孩子，一个人撑着北地。我不知道该怎么谢你。等我回去，我给你当牛做马，你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东北还是冷，雪还是大，弟兄们还是苦。但没有人后悔，没有人退缩。前几天我们打了一场伏击，消灭了三十多个鬼子，缴获了两挺机枪和一箱子弹。刘把头的腿好了，走路不瘸了，他一个人用手榴弹炸死了五个鬼子。

清涵也到东北了。他是跟着梁督办的人来的，说是考察，其实是想找我。他在哈尔滨找到了我，现在跟我在一起。他瘦了很多，但精神很好。他说他要留下来，跟我们一起打鬼子。我劝他回去，他不肯。他说他是东北人，不能看着家乡被鬼子占了。

你们姐弟俩，脾气一个比一个犟。

清澜，等我回去。等把鬼子赶出中国，我就回去。再也不走了。陪着你，陪着望北，陪着望春。

承钧。”

他把信折好，装进信封里，交给通信员。通信员骑上马，消失在风雪中。

他看着那匹马跑远，心里默默地念着——望春，望春，盼望春天。丫头，你等着。爹打完鬼子就回去看你。

沈清涵是在一九三三年春天找到陆承钧的。

他在哈尔滨下了火车，穿着一件灰布棉袍，戴着一顶礼帽，提着一只皮箱，看起来像个做买卖的商人。但他不是来做买卖的。他是来找姐夫的。

梁督办派他来东北，说是“考察民情”，实际上是让他来联络东北的抗日武装。他借着这个名义，到处打听陆承钧的下落。找了半个多月，终于在黑龙江北部的一个小山村里，找到了抗日联军第三支队的营地。

营地很小，只有几间用木头和茅草搭的房子，四面漏风。门口站着两个哨兵，穿着破旧的军装，手里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沈清涵走过去，说明来意，哨兵进去通报。不一会儿，陆承钧从里面走了出来。

他穿着一件打了好几个补丁的军装，左臂上吊着绷带——那是上次打仗时受的伤，还没好利索。他的脸被晒得黝黑，颧骨突出来了，眼窝深陷，胡子拉碴的，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老了十岁。但他的眼睛很亮，亮得像冬天里的星星。

“清涵？”他愣了一下，然后大步走过来，一把抱住了他。

沈清涵被他的胳膊勒得喘不过气来，但他没有挣开。他抱住姐夫，把脸埋在他肩上，眼泪掉了下来。

“姐夫……我可找到你了……”

陆承钧松开他，上下打量着。沈清涵也瘦了，颧骨突出来了，下巴尖了，但精神还好。

“你怎么来了？你姐知道吗？”

“知道。我给姐姐写了信。她说让我来，说你们兄弟俩在那边，互相有个照应。”

陆承钧看着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点了点头。

“好。你留下来。但不能去前线，你在后方帮我写写报告、整理情报。”

“姐夫，我是来打鬼子的——”

“打鬼子不一定要拿枪。”陆承钧打断他，“你的脑子比枪好用。留下来，帮我。”

沈清涵看着他，看着那双不容置疑的眼睛，把到嘴边的话咽了回去。

“好。我留下来。”

一九三三年春天，抗日联军在黑龙江北部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攻势。

李指挥官带着三个支队，一千五百人，分三路进攻日本人的据点。陆承钧的第三支队负责攻打最北边的一个炮楼。炮楼不大，但很坚固，外面是砖石结构，里面是钢筋水泥，普通的枪弹打不穿。炮楼里有一个小队的日本兵，三十多人，配有两挺重机枪。

“硬打不行。”陆承钧趴在一片灌木丛后面，用望远镜看着那个炮楼，“得想个办法。”

沈清涵趴在他旁边，手里拿着一个本子，在上面画着炮楼的形状和周围的地形。他在省城学过军事理论，知道怎么分析敌人的防御工事。

“姐夫，你看，炮楼的东边是一片空地，没有任何掩体，强攻的话伤亡会很大。西边是一片树林，可以摸到离炮楼一百米的地方。但树林太密，机枪施展不开。”

“你有什么主意？”

沈清涵想了想，说：“夜袭。趁着天黑，从树林里摸过去，用手榴弹炸开炮楼的门。只要门炸开了，就好打了。”

陆承钧看着那片树林，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点了点头。

“好。就按你说的办。今晚动手。”

那天晚上，没有月亮，没有星星，伸手不见五指。陆承钧带着三十个人，从树林里摸了过去。他们走得很慢，很轻，每一步都踩在落叶上，发出细微的沙沙声。沈清涵跟在后面，手里拿着一捆手榴弹，手心里全是汗。

他们摸到了离炮楼一百米的地方，停下来。炮楼上的探照灯在四周扫来扫去，光柱像一把白色的刀，把黑暗切成一块一块的。他们趴在地上，等探照灯扫过去的时候，往前爬一段。爬了大约半个时辰，终于摸到了炮楼的墙根下面。

沈清涵把手榴弹绑在一起，做成一个炸药包，塞进了炮楼的门缝里。他拉了引线，转身就跑。跑了十几步，身后传来一声巨响，火光冲天，炮楼的铁门被炸飞了。

“冲！”陆承钧大喊一声，端着枪冲了进去。

日本兵被炸懵了，有的还在睡觉，有的光着脚就跑了出来。陆承钧带着人，一间屋子一间屋子地清剿。打了不到半个时辰，三十多个日本兵，被击毙了二十多个，剩下的几个投降了。

天亮了。陆承钧站在炮楼顶上，看着远处升起的太阳，心里很平静。沈清涵站在他旁边，脸上全是灰，但眼睛很亮。

“姐夫，我们赢了。”

陆承钧点了点头。

“赢了。但只是一个小仗。还有更大的仗等着我们。”

沈清涵没有说话，只是看着远处的天空。天很蓝，很高，几朵白云懒洋洋地飘着。他想起了北地，想起了姐姐，想起了望北和望春。

“姐夫，你说，我们什么时候能回家？”

陆承钧沉默了很久，然后说：“等把鬼子赶出中国。到时候，我们一起回家。”

北地的春天，来得比东北早。

三月中旬，院子里的杏树就开了花。一树的白，像雪一样，但比雪暖。风吹过来，花瓣飘飘摇摇地落下来，落在地上，落在沈清澜的头上，落在望北的肩上，落在望春的小被子上。

沈清澜抱着望春，站在树下。望北在旁边跑来跑去，追着花瓣玩。孩子快两岁了，跑得很稳，说话也利索了。他喜欢妹妹，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跑去看妹妹，摸摸她的脸，拉拉她的手。

“娘，妹妹什么时候长大？”他仰着头问。

沈清澜笑了：“快了。等你爹回来的时候，妹妹就能走路了。”

“爹什么时候回来？”

沈清澜看着远处灰蒙蒙的天，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快了。等杏花再开的时候。”

孩子不懂什么是“杏花再开”，但他知道，爹在很远的地方打坏人，等坏人打跑了，爹就回来了。

沈清澜低下头，看着怀里的望春。孩子睡着了，小脸红扑扑的，嘴角微微翘着，像是在做什么好梦。她想起陆承钧信里写的那些话——“望春，望春，盼望春天。”

春天来了。你什么时候回来？

一九三三年秋天，日本人对抗日联军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讨伐”。

他们出动了五千多人，带着飞机、大炮、坦克，分成几路，扑向联军的根据地。李指挥官带着队伍，跟日本人周旋了一个多月，打了好几仗，有胜有负，但伤亡很大。

陆承钧的第三支队，在一次掩护大部队撤退的战斗中，被日本人包围了。

他们守在一个山头上，四面都是鬼子，炮火像雨点一样砸过来，炸得山石飞溅，树木断裂。陆承钧趴在战壕里，用石头架着枪，一枪一个，打得很准。但他的子弹不多了，手榴弹也不多了。

刘把头趴在旁边，左肩上中了一枪，血把棉袄都染红了。他用右手举着铁棍，眼睛盯着山下黑压压的鬼子。

“督军，弹药快没了。”

“我知道。”陆承钧的声音很平静，“打到最后一颗子弹。”

沈清涵趴在他右边，手里拿着一把步枪。他的手在发抖，但他的眼睛很亮。这是他第一次被包围，第一次面对死亡，但他没有退缩。

“姐夫，我们能突围吗？”

“能。”陆承钧说，“天黑之后，从北边突。北边的鬼子少。”

天黑了。没有月亮，没有星星，伸手不见五指。陆承钧带着剩下的人，从北边摸了下去。他们走得很慢，很轻，每一步都踩在石头上，不敢踩在枯叶上，怕发出声音。

他们摸到了山脚下，正要穿过一条干涸的河沟，探照灯的光柱扫了过来。

“谁在那儿？！”有人用日语喊了一声。

“打！”陆承钧大喊一声，端着枪冲了过去。

枪声响成一片，手榴弹的爆炸声震耳欲聋。沈清涵跟在姐夫后面，一边跑一边开枪。他的枪法不准，但他打得很猛，一梭子子弹打完，又换一梭子。

他们冲过了河沟，冲过了公路，冲进了一片树林。身后的枪声越来越远，越来越稀，最后消失在黑暗中。

他们跑了整整一夜，天亮的时候，终于跑到了安全的地方。陆承钧清点了一下人数，三十个人，只剩下十二个。刘把头的左肩又中了一枪，血止不住地流，脸色白得像纸。沈清涵的胳膊被弹片划了一道口子，皮肉翻开着，露出白花花的骨头。

“清涵，你受伤了。”陆承钧撕下一块布条，帮他包扎。

沈清涵咬着牙，没有喊疼。

“姐夫，我不疼。”

陆承钧看着他，看着他苍白的脸和发抖的嘴唇，心里像被人揪了一下。

“清涵，你不该来。”

“我该来。”沈清涵的声音很坚定，“我是东北人。我不能看着家乡被鬼子占了。”

陆承钧没有说话，只是拍了拍他的肩膀。

一九三三年冬天，东北的雪又下起来了。

抗日联军的处境越来越困难。日本人的“讨伐”越来越频繁，封锁越来越严。联军的粮食、弹药、药品都严重短缺。很多战士冻伤、饿倒、病死。但没有人投降，没有人后退。

陆承钧带着第三支队剩下的十几个人，在黑龙江北部的一座深山里，扎了一个临时营地。营地比去年更小了，只有几间用树枝和茅草搭的窝棚，四面漏风。刘把头的左肩废了，抬不起来了，但他用右手还能扔手榴弹。沈清涵的胳膊好了，留下了一道长长的疤，但不影响活动。

一天，通信员从山下跑上来，手里拿着一封信。

“支队长，北地的信！”

陆承钧接过信，拆开，手在发抖。信是沈清澜写的，字迹歪歪扭扭的，但她写得很认真。

“承钧，见字如面。望春会坐了，会翻身了，会叫娘了。她长得像你，眉毛浓，鼻梁高，长大了肯定是个俊丫头。望北每天都问爹什么时候回来，我说快了，等杏花再开的时候。他又问杏花什么时候开，我说明年春天。

承钧，东北冷，你多穿点。清涵有没有给你添麻烦？他从小就不会照顾自己，你多看着他点。

前几天，刘把头让人送了几件皮袄来，说是从日本人那里缴获的。我改小了，给你和清涵寄过去。东北冷，别冻着。

望春睡了。她睡觉的时候喜欢攥着我的手指头，怎么都不肯松。跟你一样。

承钧，我想你了。你什么时候回来？

清澜。”

陆承钧把信看了好几遍，然后把信纸贴在胸口，闭上了眼睛。

“清澜，”他在心里默默地念着，“我也想你了。等我回去。一定回去。”

一九三四年春天，北地的杏树又开了花。

沈清澜抱着望春，站在树下。望北已经三岁了，跑得飞快，追着花瓣玩。望春一岁了，会走路了，摇摇晃晃的，像一只小企鹅。她学着哥哥的样子，伸手去抓花瓣，抓到了就咯咯地笑，笑得眼睛弯弯的，像两弯月亮。

“娘，爹什么时候回来？”望北仰着头问。

沈清澜看着远处灰蒙蒙的天，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快了。等杏花再开的时候。”

“杏花不是开了吗？”

沈清澜低下头，看着儿子，笑了。

“是啊。杏花开了。爹该回来了。”

她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能回来。她只知道，他还活着。他的信虽然越来越少，越来越短，但每封信的结尾都写着同样的话——“我还活着。别担心。等我回去。”

这就够了。只要他活着，她就能等。等一年，等两年，等十年，等一辈子。她都能等。

一九三四年秋天，陆承钧带着第三支队，在黑龙江北部打了一场漂亮的伏击战。

他们得到情报，日本人的一个运输队要从山下的公路经过，运的是弹药和粮食。陆承钧带着人，在山路的两边设下了埋伏。他们等了一个上午，等到太阳从东边移到了西边，等到刘把头都快睡着了。

“来了。”沈清涵低声说。

远处，一队卡车从公路上开过来，有八辆，每辆车上都坐着十几个日本兵。最前面是一辆装甲车，车顶上的机枪手四处张望。

陆承钧趴在一块大石头后面，等着。等装甲车开过了埋伏圈，等卡车全部进入了射程，他大喊了一声：“打！”

手榴弹从两边山坡上飞了下去，在公路上炸开一片火海。第一辆卡车的油箱被炸中了，轰的一声，炸成了一团火球。后面的卡车被堵住了，动弹不得。日本兵从车上跳下来，趴在公路两边，朝山上还击。

“打！狠狠地打！”刘把头用右手举着铁棍，指着山下，大喊大叫。

战斗持续了不到一个小时。八辆卡车被炸毁了六辆，缴获了两辆。打死日本兵四十多个，俘虏了十几个。缴获的弹药和粮食，够联军吃一个月的。

陆承钧站在公路上，看着那些被炸毁的卡车和躺在地上的日本兵，心里很平静。沈清涵蹲在一辆卡车旁边，清点着缴获的物资。

“姐夫，有子弹！有罐头！还有药品！”

陆承钧点了点头。

“清点好，带回去。”

沈清涵站起来，看着他，忽然说：“姐夫，我们什么时候能回家？”

陆承钧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快了。等把鬼子赶出中国。”

“那要等到什么时候？”

“不知道。”陆承钧的声音很平静，“但总有那一天。”

沈清涵看着他，看着他黝黑的脸和明亮的眼睛，没有再问。

他知道，姐夫说的对。总有那一天。

一九三四年冬天，陆承钧收到了一封从北地寄来的信。

信是沈清澜写的，字比以前更工整了，一笔一划的，端端正正。她在信里说，望北会写字了，写了一个“爹”字，虽然写得歪歪扭扭的，但能看出来是那个字。望春会说话了，会说“爹”“娘”“哥哥”，还会说“回家”。她每天站在门口，对着远处喊“爹回家”，喊得嗓子都哑了。

信的结尾，她写了一句话——“承钧，我不等你了。我要去找你。”

陆承钧的手一抖，信纸掉在了地上。他捡起来，又看了一遍，没有看错。她说她要来找他。

“清涵！”他喊了一声。

沈清涵从外面跑进来，浑身是雪。

“姐夫，怎么了？”

“你姐说要来找我。她从北地出发了。拦不住了。”

沈清涵的脸白了。

“她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

“信上没有说。但肯定是带着孩子。”陆承钧站起来，在屋里走了几步，停下来，看着墙上那张地图，“她要从北地到黑龙江，一千多里路，要穿过日本人的占领区。她一个女人，带着两个孩子，怎么走得过来？”

沈清涵的手在发抖。

“姐夫，我去接她。”

“来不及了。她可能已经走了。你去找她，路上错过了怎么办？”

“那怎么办？”

陆承钧沉默了很久，然后说：“等。她来了，我们就接她。她来不了，我们就去找她。不管怎样，一家人要在一起。”

沈清涵看着他，眼眶红了，用力地点了点头。

一九三五年春天，沈清澜到了黑龙江。

她走了一千多里路，走了整整三个月。她带着望北和望春，坐着牛车、马车、驴车，有时候连车都没有，只能走路。她的腿受过伤，走久了就疼，但她没有停。她咬着牙，一步一步地走，走过了被炸毁的村庄，走过了被烧焦的土地，走过了日本人的哨卡。

望北五岁了，懂事了很多，会帮母亲拿东西，会牵着妹妹的手，会在母亲累的时候给她捶腿。望春两岁了，走路还不太稳，但很乖，不哭不闹，累了就趴在母亲背上睡觉。

他们到了黑龙江北部的一个小村子，找到了抗日联军第三支队的营地。

陆承钧站在营地门口，看着远处走来的三个人，眼眶一下子就红了。他跑过去，跑得很快，快得像一阵风。他跑到沈清澜面前，停下来，看着她。

她瘦了。瘦了很多。颧骨突出来了，眼窝深陷，头发白了几根。她的脸上有冻疮，手上全是裂口，衣裳破旧得不成样子。但她的眼睛很亮，亮得像冬天里的星星。

“承钧，我来了。”她笑着说，眼泪掉了下来。

陆承钧站在那里，看着她，看了很久。然后他伸出手，把她和孩子一起揽进怀里，抱得很紧，紧得她喘不过气来。

“清澜……清澜……你不该来……太危险了……”

“我不来，你什么时候回去？”沈清澜哭着说，“我等了你三年。三年了。我不想再等了。”

陆承钧没有说话，只是把她抱得更紧了。

望北站在旁边，仰着头，看着这个陌生的男人。他不认识他。他已经三年没有见过爹了。但他看见母亲在哭，看见那个男人也在哭，他忽然明白了什么。

“爹？”他怯生生地喊了一声。

陆承钧松开沈清澜，蹲下来，看着儿子。儿子长高了，长大了，眉眼像他，但嘴巴像沈清澜。他伸出手，摸了摸孩子的脸。

“望北，爹回来了。”

望北的眼泪掉了下来。他扑进父亲的怀里，哭得浑身发抖。

“爹……爹……你去哪了……你不要我们了吗……”

陆承钧抱着儿子，眼泪止不住地流。

“爹没有不要你们。爹去打坏人了。坏人打跑了，爹就回来了。”

望春站在旁边，拉着母亲的衣角，怯生生地看着这个陌生的男人。沈清澜蹲下来，指着陆承钧，对她说：“望春，叫爹。”

望春看着他，看了很久，然后小声地喊了一声：“爹。”

陆承钧伸出手，把女儿也抱进怀里。两个孩子，一左一右，趴在他肩膀上，哭成一团。

沈清澜站在旁边，看着他们，笑了。笑着笑着，眼泪又掉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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