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9章 抗日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沈阳北大营的炮声，像一把刀子，割开了整个中国的夜幕。

消息传到北地的时候，已经是第三天了。刘把头从省城跑回来，浑身是土，嘴唇干裂出血，眼睛里全是血丝。他从马上滚下来，趴在地上，爬不起来。陆承钧让人把他扶进屋里，他喝了一碗水，才缓过气来。

“督军……日本人打了沈阳……北大营的弟兄们没抵抗……上面说不抵抗……让撤……”

陆承钧站在那里，脸色铁青。他的左臂还没有完全好，吊着绷带，右手攥着一支笔，指节泛白。他盯着墙上那张地图，盯着东北三省的位置，像在看一片正在被大火吞噬的土地。

“不抵抗？”他的声音很低，像从胸腔里滚出来的闷雷，“为什么不抵抗？”

刘把头摇了摇头，眼泪掉了下来。

“督军，俺不知道。俺只知道，日本人占了沈阳，占了长春，占了吉林。他们还在往北打。黑龙江怕是也保不住了。”

沈清澜站在门口，怀里抱着陆望北，一句话都没有说。她的脸色很白，白得像院子里那棵杏树上尚未落尽的花瓣。她看着陆承钧的背影，看着他那条还吊着绷带的左臂，心里像压了一块石头。

东北三省，那是他们的老家。陆承钧是东北人，沈清澜也是东北人。他们的根在那里，他们的亲人在那里，他们的童年在那里。现在，那片土地被日本人占了，被国民政府放弃了。

“承钧，”她走过去，把孩子放在炕上，站在他身边，“你打算怎么办？”

陆承钧看着地图，沉默了很久。他的右手攥着笔，在地图上划了一条线，从沈阳到长春，从长春到哈尔滨，从哈尔滨到黑河。那条线是日本人进攻的路线，像一条毒蛇，一寸一寸地吞噬着那片黑色的土地。

“国民政府不抵抗，我们自己抵抗。”他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钉子一样，“东北是中国人的东北，不是日本人的。他们不守，我守。”

沈清澜看着他，没有说话。她知道，从他说出这句话的那天起，他们的日子就不会再平静了。

消息像瘟疫一样，在北地蔓延开来。

东北沦陷了。辽宁没了，吉林没了，黑龙江也没了。不到半年，三省全境沦陷。日本人的太阳旗插在了东北的每一个城头，插在了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上。

北地的老百姓慌了起来。有人说日本人要打过来了，有人说国民政府要放弃华北了，有人说北地也保不住了。有人开始收拾东西，准备往南边跑；有人开始挖地窖，准备藏粮食；有人开始磨刀磨枪，准备跟日本人拼命。

陆承钧把所有人都召集到了督军府。督军府还没有修好，堂屋的一堵墙还是塌的，用油布挡着风。刘把头、春草、王老倔、文校长、周参将，坐了一屋子。每个人的脸色都很凝重，像头顶上压着一块乌云。

“各位，”陆承钧站在中间，左臂还吊着绷带，但右手的拳头攥得紧紧的，“东北丢了。国民政府不抵抗，日本人占了咱们的老家。我不能忍。我不能看着咱们的父老乡亲当亡国奴。”

他顿了顿，看着每一个人。

“我要去东北。参加抗日联军。打日本人。”

屋里一下子安静了。安静得能听见风从油布缝隙里灌进来的呜呜声。

刘把头第一个站起来，铁棍往地上一顿：“督军，俺跟您去！俺的腿好了，能打仗！”

周参将也站起来：“督军，我也去。我的兵还在，都愿意跟着您。”

春草站起来，眼睛红红的，但没有哭：“督军，俺们女的上不了战场，但俺们能做军鞋、缝衣裳、照顾伤员。您带上俺们吧。”

王老倔拄着拐杖，颤颤巍巍地站起来，声音沙哑得像破风箱：“督军，俺老了，打不动了。但俺的粮食还在，合作社还在。您去前线，俺在后方给您供粮。供到俺死的那天。”

文校长没有站起来，他坐在角落里，低着头，沉默了很久。然后他抬起头，看着陆承钧，眼眶红了。

“督军，学堂的孩子们还小，不能上战场。但等他们长大了，我会告诉他们，有一个叫陆承钧的人，带着北地的弟兄们，去东北打日本人了。他是英雄。”

陆承钧看着这些人，看着他们的脸，看着他们的眼睛，看着他们眼里的泪和火，心里涌起一种说不清的感动。他没有说话，只是深深地鞠了一躬，鞠得很深，弯得腰都疼了。

沈清澜站在旁边，怀里抱着陆望北，一直没有说话。她的脸色很平静，但她的手在发抖。她知道，从承钧说出那句话的那天起，她就要面对这一天了。他要走了。去东北，去打日本人，去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一个可能回不来的地方。

晚上，客人们都走了。沈清澜把孩子哄睡了，回到堂屋里。陆承钧坐在桌前，面前摊着一张地图，手里拿着笔，在上面画着什么。他的左臂还吊着绷带，动作很笨拙，但他画得很认真。

“承钧，”她走过去，在他对面坐下来，“你什么时候走？”

陆承钧的手停了一下，然后继续画。

“三天后。”

“这么快？”

“日本人不会等。东北的老百姓不会等。早一天去，早一天打。”

沈清澜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她的手上有冻疮，红红的，肿肿的，指节粗大。她忽然想起第一次见到陆承钧的时候，她的手不是这样的。那时候她的手白白嫩嫩的，像葱段一样。那时候她不知道什么是苦，什么是难，什么是离别。

“承钧，我跟你去。”

陆承钧抬起头，看着她，摇了摇头。

“不行。你去了，望北怎么办？北地怎么办？”

“望北可以交给春草带。北地有刘把头，有王老倔，有文校长。他们能管好。”

“不行。”陆承钧的声音很坚定，“东北太危险了。打仗不是闹着玩的。你不能去。”

沈清澜看着他，眼眶红了，但没有掉泪。

“承钧，你答应过我的。你说过，不管发生什么，你都不会丢下我。”

陆承钧的心像被人攥住了一样疼。他放下笔，伸出右手，握住她的手。她的手很凉，很粗糙，跟他刚认识她的时候完全不一样了。她为他变了这么多，为他吃了这么多苦，为他受了这么多罪。现在他要走了，把她一个人丢在这里。

“清澜，我没有丢下你。我只是去打仗。打完仗，我就回来。”

“你什么时候能打完仗？”沈清澜的眼泪终于掉了下来，“日本人那么厉害，东北那么大，你什么时候能打完？”

陆承钧没有回答。他不知道。他不知道这场仗要打多久，一年，两年，十年，还是一辈子。他只知道，他必须去。东北是他的老家，那里有他的父老乡亲，有他的兄弟姐妹，有他的根。他不能看着他们在日本人的铁蹄下受苦。

“清澜，对不起。”他的声音很低，“我答应你，只要我还活着，我就一定会回来。”

沈清澜看着他，看了很久。她知道，她留不住他。这个男人，决定了的事，十头牛都拉不回来。她擦了擦眼泪，深吸了一口气。

“好。你去。但你要答应我三件事。”

“你说。”

“第一，活着回来。”

“我答应。”

“第二，每到一个地方，就给我写信。不管多远，不管多难，都要写。”

“我答应。”

“第三——”沈清澜低下头，摸了摸自己的肚子，“等孩子出生了，你要给他起名字。”

陆承钧愣了一下。

“孩子？”

沈清澜抬起头，看着他，笑了。那笑容里有泪，有笑，有酸，有甜。

“我又有了。快两个月了。李大夫看过了，说胎像很稳。”

陆承钧坐在那里，像被雷劈了一样，一动不动。他的嘴张着，眼睛瞪着，手在发抖。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反应过来，猛地站起来，一把抱住她，抱得很紧，紧得她喘不过气来。

“清澜……清澜……你怎么不早告诉我……”

“我也是前几天才知道的。还没来得及告诉你。”

陆承钧松开她，蹲下来，把脸贴在她肚子上。肚子还平平的，什么都听不见。但他觉得他听见了什么，听见了一个小小的生命在呼唤他，在喊他“爹”。

“清澜，谢谢你。谢谢你又给了我一个孩子。”

沈清澜摸着他的头，眼泪一滴一滴地落在他的头发上。

“承钧，你要活着回来。这个孩子不能没有爹。”

陆承钧抬起头，看着她，眼眶红了。

“我答应你。我一定活着回来。”

三天后，陆承钧带着一百五十个人，从北地出发了。

刘把头跟着他，周参将跟着他，还有那些矿上的兄弟、合作社的农人、学堂里刚毕业的年轻人。他们穿着各种各样的衣裳，拿着各种各样的武器——有枪的拿枪，没枪的拿刀，没刀的拿铁锹。他们的装备很差，但他们的眼睛很亮，亮得像两团火。

沈清澜站在督军府门口，怀里抱着陆望北，看着队伍走远。风吹过来，很冷，吹得她的脸生疼。她没有缩脖子，就那么站着，看着那些模糊的背影消失在晨雾里。

“娘。”陆望北喊了一声，奶声奶气的，小手摸着她的脸。

她低下头，在孩子额头上轻轻亲了一下。

“望北，爹去打坏人了。他很快就会回来的。”

孩子当然听不懂，只是把脸埋在她怀里，打了个小小的哈欠。

沈清澜站在门口，站了很久。久到晨雾散了，久到太阳出来了，久到她的腿都站麻了。她才转过身，走进了府里。

院子里那棵杏树，花已经落尽了，长出了嫩绿的叶子。叶子在晨风中轻轻摇摆，像一只只绿色的小手，在跟她告别。

陆承钧带着人，走了半个月，到了黑龙江。

一路上，他们看见了许多让人心碎的景象——被烧毁的村庄，被炸塌的房子，被遗弃的土地，还有那些流离失所的老百姓。老人拄着拐杖，女人背着孩子，男人挑着担子，往南边跑。他们的脸上没有表情，眼睛里没有光，像一具具行尸走肉。

陆承钧蹲在路边，给一个老人递了一碗水。老人接过碗，手在发抖，水洒了一些出来。他喝了一口，把碗还给陆承钧，看着他身上的军装，眼泪掉了下来。

“长官，你们是去打日本人的吗？”

陆承钧点了点头。

老人擦了擦眼泪，笑了。那笑容很难看，嘴角在哆嗦，眼泪还在流，但他确实在笑。

“好。好。打日本人。替我们报仇。替我们的儿子报仇。替我们的孙子报仇。”

陆承钧站起来，敬了一个军礼。

“老人家，您放心。我一定替您报仇。”

他们继续往北走。越往北，景象越惨。有些地方已经没有人了，只有废墟和野狗。有些地方还有人在抵抗，但零零星星的，不成气候。日本人的太阳旗插在每一个城头，像一根根刺，扎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上。

他们走了二十天，终于找到了抗日联军的队伍。

联军的指挥官姓李，是个四十来岁的东北汉子，黑脸膛，大嗓门，说起话来像打雷。他看了陆承钧的委任状，又看了看他吊着绷带的左臂，皱了皱眉。

“你这胳膊能打仗吗？”

“能。”陆承钧的声音很平静，“右手还能开枪。左手还能扔手榴弹。”

李指挥官看着他，看了很久，然后笑了。

“好。你留下来。编入第三支队，当支队长。你的人归你管。”

陆承钧敬了一个军礼。

“多谢长官。”

陆承钧走了之后，沈清澜的日子变得很慢。

她每天早起，给陆望北穿衣裳、喂饭、洗脸，然后去纺织厂看看，去合作社转转，去矿上问问。她跟以前一样忙，但她总觉得少了什么。少了那个人的脚步声，少了那个人的说话声，少了那个人站在院子里的背影。

晚上，孩子睡了，她就一个人坐在堂屋里，对着油灯发呆。她给陆承钧写信，写北地的事，写望北的事，写肚子里孩子的事。她写得很慢，一笔一划的，字写得端端正正的。写完了，她把信折好，装进信封里，放在桌上。第二天，刘把头会派人把信送到前线去。

陆承钧的回信，有时候半个月能到，有时候一个月能到，有时候两个月都等不到一封。沈清澜不催，不怨，不骂。她知道，他在打仗，他在拼命，他能在枪林弹雨中抽出时间来给她写信，已经不容易了。

他的信写得很短，有时候只有几行字——“清澜，见字如面。我还活着。胳膊好了。打了两次胜仗，消灭了三十多个鬼子。望北乖不乖？你身体好不好？别担心我。我一定活着回来。”

沈清澜每次收到信，都要看好几遍。看完一遍，折起来，过一会儿又打开看。她把信放在枕头底下，每天晚上睡觉前拿出来看一眼，看完再放回去。

陆望北有时候会翻她的枕头，把信翻出来，拿在手里玩。她不拦他，只是笑着看他，看他拿着父亲的信，翻来覆去地看，像在看一件宝贝。

“望北，那是爹写的信。爹在很远的地方打坏人。等你长大了，娘给你念。”

孩子当然听不懂，只是把信纸塞进嘴里，啃得满嘴都是墨。

一九三二年春天，抗日联军在黑龙江北部打了一场大仗。

日本人的一个联队，一千多人，带着大炮和装甲车，扑向了联军的根据地。李指挥官带着三个支队，一千五百人，在一条河边设下了埋伏。

陆承钧带着他的第三支队，守在最前沿。他的左臂已经好了，能拿枪了，能扔手榴弹了。他趴在一块大石头后面，看着远处的日本人，心里很平静。他想起北地，想起沈清澜，想起陆望北，想起那个还没出生的孩子。他不想死，但他不怕死。

“打！”李指挥官一声令下，所有的枪同时开了火。

日本人被打了个措手不及，一下子倒下了几十个人。但他们很快反应过来，用炮火压制联军的阵地，用装甲车开路，一步一步地往前推。

陆承钧趴在石头后面，一枪一个，打得很准。他的右手很稳，手指扣动扳机，子弹飞出去，一个日本兵倒下。他拉动枪栓，退出弹壳，又瞄准下一个。他的左臂虽然好了，但使不上大力，不能长时间端枪，他就用石头架着枪，稳住。

战斗持续了整整一天。日本人发动了四次冲锋，每一次都被打了回去。联军的伤亡也很大，第三支队一百五十个人，打到最后只剩八十多个。刘把头的左肩中了一枪，血把棉袄都染红了，但他没有退，用右手举着铁棍，砸碎了两个日本兵的脑袋。周参将的腿被弹片划伤了，一瘸一拐的，但他没有退，端着机枪，扫倒了一片又一片的敌人。

傍晚的时候，日本人终于退了。他们丢下了两百多具尸体，狼狈地撤了回去。联军也伤亡惨重，但阵地守住了。

陆承钧坐在战壕里，靠着土墙，大口大口地喘着气。他的右手在发抖，不是怕，是累。他打了一天的枪，手指都抽筋了。他闭上眼睛，脑子里全是沈清澜的脸，陆望北的笑，还有那个还没出生的孩子。

“督军。”刘把头爬过来，左肩上缠着绷带，脸上全是灰，但眼睛很亮，“俺们打赢了。”

陆承钧睁开眼睛，看着他，笑了。

“赢了。”

“督军，您受伤了没有？”

“没有。”

刘把头咧嘴笑了，笑着笑着，眼泪掉了下来。

“督军，俺还以为今天要死在这儿了。俺还没见着小公子呢。还没见着您第二个孩子呢。”

陆承钧拍了拍他的肩膀，没有说话。

那天晚上，陆承钧坐在战壕里，给沈清澜写了一封信。信很短，只有几行字——

“清澜，见字如面。今天打了一仗，赢了。我还活着，没有受伤。望北乖不乖？你身体好不好？肚子里的小家伙有没有踢你？别担心我。我一定活着回来。承钧。”

他把信折好，装进信封里，交给通信员。通信员骑上马，消失在夜色中。

他看着那匹马跑远，心里默默地念着——清澜，你等着。我会回来的。一定会的。

沈清澜收到那封信的时候，已经是半个月后了。

她正坐在院子里晒太阳，肚子已经微微隆起来了，穿着宽松的棉袄，看不出什么。陆望北在旁边玩，拿着一个小木棍，在地上画圈圈。

刘把头派人送信来，她接过去，拆开，一个字一个字地看。看到“赢了”两个字，她的眼泪掉了下来。看到“没有受伤”四个字，她又笑了。她擦了擦眼泪，把信贴在胸口，闭上了眼睛。

“承钧，”她在心里默默地念着，“你好好的。我和孩子都好好的。我们等你回来。”

陆望北跑过来，拉着她的衣角，嘴里嘟囔着“娘娘娘”。她低下头，把孩子抱起来，放在腿上。

“望北，爹打胜仗了。爹好厉害。”

孩子听不懂，但看着她笑，也跟着笑了。笑得眼睛弯弯的，像两弯月亮。

沈清澜抱着孩子，靠在椅背上，看着院子里的杏树。杏树的叶子绿油油的，在阳光下闪着光。风一吹，沙沙地响，像是在唱歌。她忽然想起陆承钧走之前说的话——“等杏树开花的时候，我就回来了。”

杏花已经谢了。他没有回来。

但她不怪他。他在打日本人，在保家卫国，在做一件大事。她为他骄傲。

一九三二年秋天，抗日联军在黑龙江中部又打了一场大仗。

这一次，日本人的兵力更多了，三千多人，带着飞机和坦克。联军的兵力只有两千，装备差，弹药少，打得很苦。

陆承钧的第三支队，被派去守住一个山口。山口不大，但很重要，是联军的后路。如果山口丢了，联军就会被包围，全军覆没。

“陆支队长，”李指挥官握着他的手，“你给我守住。守到天黑。天黑之后，大部队就能撤出去。”

陆承钧敬了一个军礼：“保证完成任务。”

他带着第三支队，一百多个人，守在山口。日本人的先遣队有五百多人，带着两门炮、四挺机枪。炮火像雨点一样砸过来，炸得山石飞溅，树木断裂。陆承钧趴在战壕里，用石头架着枪，一枪一个，打得很准。

但日本人太多了。打退一波，又来一波。打了一上午，第三支队伤亡过半。刘把头的右腿被弹片炸伤了，站不起来了，但他没有退，趴在地上，用手榴弹炸鬼子。周参将的耳朵被震聋了，听不见声音了，但他没有退，端着机枪，对着鬼子的方向扫射。

中午的时候，弹药快打光了。陆承钧清点了一下，每个人平均不到十发子弹。他蹲在战壕里，看着那些浑身是伤的弟兄们，看着那些疲惫的、但依然坚定的眼睛。

“弟兄们，”他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清清楚楚，“弹药不多了。打完了，就上刺刀。不怕死的，跟我上。”

没有人退缩。没有人说话。他们只是默默地检查着自己的枪，默默地装好刺刀，默默地等着。

下午三点钟，日本人的又一次冲锋开始了。这一次，他们没有打炮，直接用步兵冲锋。黑压压的一片，至少三百人，端着刺刀，喊着口号，往山口冲过来。

“打！”陆承钧喊了一声。

子弹打光了。手榴弹扔光了。连石头都扔光了。

“上刺刀！”陆承钧从战壕里跳了出去，端着一把上了刺刀的步枪，朝最近的日本兵冲过去。

他的刺刀捅进了一个日本兵的胸膛，那人瞪大了眼睛，嘴里涌出血来。他拔出刺刀，转身又捅向另一个。他的身上溅满了血，分不清是自己的还是敌人的。他的左臂使不上劲，只能用右手端枪，但他杀红了眼，像一头疯了的野兽。

刘把头趴在地上，用手榴弹砸鬼子的腿。他的腿不能动了，但他的胳膊还能动。他砸倒了一个，又一个，又一个。手榴弹砸完了，他用拳头打，用牙齿咬。一个日本兵用刺刀捅进了他的后背，他惨叫一声，但没有倒下，转过身，抱住那个日本兵的腿，一口咬在他的小腿上。

周参将端着机枪，从侧翼冲过来，扫倒了一片日本兵。他的耳朵聋了，听不见声音，但他看见那些倒下的敌人，笑了。他笑着笑着，一颗子弹打穿了他的胸膛。他低下头，看着那个洞，看着血从里面涌出来，慢慢倒了下去。

“老周！”陆承钧大喊了一声，冲过去，抱住他。

周参将的眼睛还睁着，看着陆承钧，嘴唇哆嗦着，想说什么，但什么都说不出来。他伸出手，摸了摸陆承钧的脸，然后手垂了下去，眼睛闭上了。

陆承钧跪在地上，抱着他的尸体，哭了。

“老周……老周……”他一遍一遍地喊，喊到嗓子哑了，喊到嘴唇裂了，喊到再也喊不出声音。

日本人又冲上来了。陆承钧放下周参将，站起来，端起枪，冲了过去。

他不知道自己杀了多少人，不知道自己在血泊里滚了多少圈，不知道自己的左臂什么时候又裂开了，血顺着胳膊往下流。他只知道，他要守住这个山口，要完成李指挥官交给他的任务，要让大部队安全地撤出去。

天黑的时候，日本人终于退了。他们丢下了将近两百具尸体，狼狈地撤了回去。山口还在陆承钧手里。但第三支队，一百多个人，只剩下不到三十个。周参将死了，刘把头受了重伤，很多跟了他多年的弟兄，都死了。

陆承钧坐在战壕里，靠着土墙，浑身是血，浑身是伤。他的左臂裂开了，骨头都露出来了，但他感觉不到疼。他只是坐在那里，看着那些躺在地上的弟兄们，看着那些再也醒不来的脸，眼泪止不住地流。

“老周，对不起。我没能带你回家。”

风吹过来，呜呜地响，像是在回答他。

沈清澜是在一个月后知道周参将的死讯的。

刘把头让人送信回来，信写得很短，字迹潦草得几乎认不出来——“夫人，周参将牺牲了。督军受了伤，但没大事。俺的腿伤了，走不了路，但还能活。您别担心。我们还在打。一定把鬼子赶出中国。”

沈清澜看完信，手在发抖。她想起周参将的样子，黑脸膛，大嗓门，说话像打雷。他跟着承钧好几年了，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从来没有喊过一声苦，从来没有退过一步。他是承钧最信任的人之一，是北地最可靠的汉子。

他死了。死在黑龙江，死在抗日联军的阵地上，死在他最热爱的土地上。

沈清澜把信放在桌上，站起来，走到窗前，推开窗户。冷风灌进来，吹得她的脸生疼。她看着院子里的杏树，叶子已经黄了，风一吹，飘飘摇摇地落下来，在地上铺了薄薄一层金黄。

“周参将，”她在心里默默地念着，“你走好。北地有我。承钧有我。你在天上看着，我们会把北地守好的。”

她的肚子已经很大了，快七个月了。孩子在她肚子里踢了一下，像是在回应她。她低下头，摸着肚子，笑了。

“孩子，你听到了吗？有一个叔叔，叫周参将。他是你爹的兄弟，是北地的恩人。你长大了，要记住他的名字。”

一九三二年冬天，东北的雪下得很大。

抗日联军的处境越来越困难。日本人的兵力越来越多，装备越来越好，封锁越来越严。联军的粮食不够了，弹药不够了，药品不够了。很多战士冻伤、饿倒、病死。但没有人投降，没有人后退。

陆承钧带着第三支队剩下的二十多个人，在黑龙江北部的一座深山里，扎了一个临时营地。营地很小，只有几间用木头和茅草搭的房子，四面漏风。刘把头的腿好了，但走路还有点瘸。他每天带着人去山里打猎、采野菜，给大家找吃的。

“督军，”刘把头端着一碗野菜汤走进来，“今天打了两只野兔，熬了汤。您喝一碗。”

陆承钧接过碗，喝了一口。汤很淡，没有盐，没有油，只有野菜的苦味和野兔的腥味。但他一口一口地喝着，喝得很慢，像是在喝什么珍馐美味。

“老刘，还有多少粮食？”

“不多了。省着点吃，还能撑半个月。”

陆承钧沉默了一会儿，把碗放下。

“老刘，明天你带着几个人，去山下找老乡换点粮食。拿咱们的枪换。老百姓比咱们更需要枪。”

刘把头愣了一下：“督军，枪换了，咱们打什么？”

“用手榴弹，用石头，用拳头。”陆承钧的声音很平静，“不能看着弟兄们饿死。”

刘把头看着他，眼眶红了，点了点头。

那天晚上，陆承钧坐在营地里，给沈清澜写了一封信。信写得很长，写了很多事——打了哪些仗，死了哪些人，吃了哪些苦。他写了周参将的死，写了刘把头的伤，写了弟兄们的饿和冷。他写了东北的雪，写了山里的风，写了那些永远回不去的日子。

他在信的结尾写道——

“清澜，见字如面。东北的冬天很冷，雪很大，弟兄们很苦。但没有人后悔，没有人退缩。我们在这里打日本人，是为了让你们在北地过安生日子。等把鬼子赶出中国，我就回去。再也不走了。陪着你，陪着望北，陪着咱们还没出生的孩子。你一定要好好的。等我回来。承钧。”

他把信折好，装进信封里，交给通信员。通信员骑上马，消失在风雪中。

他看着那匹马跑远，心里默默地念着——清澜，你一定要好好的。等我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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