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 哪会有新生 人注定要背负过去生存

我本以为走出了监狱，就意味着新生，但是监狱生活留在我身体和记忆中的烙印，却很难抹去。
因为洗浴中心疫情期间全部停业，我只能在到家后在自己家里洗了澡。三年没有痛痛快快地洗过一个热水澡了，父母不顾我的反对，一起走进家里的卫生间，帮我搓澡。当看到我因为在看守所坐板磨黑的脚踝、因为坐监狱里的小塑料凳磨黑的脊梁骨，他们又哭了。我像刚出生一样，任由父母帮我搓着前胸后背，年迈的他们好像我小时一样，告诉我抬胳膊，闭眼睛，挺直后背。他们已经变得粗糙的手，抚摸在我湿漉漉的身体上的那一刻我才知道，孩子之于父母永远是孩子，不管你是犯了罪还是丢了工作，他们永远不顾一切、倾尽所有地爱着你，呵护着你。
当我躺在我舒服的大床上时，却翻来覆去地睡不着。起夜的间隙，我悄悄推开父母的房门，听着他们安详稳定的鼾声，这一刻竟然如此的不真实。期间因为心脏病严重住过一次院的老父亲，睡得是如此安详；瘦了几十斤的老妈终于从今天开始可以睡一个安稳觉了。我曾经无数次想象再见到父母是一种什么心情，但是真的到了这一天却感到如此平静，平静到像我没进监狱前的无数个日日夜夜一样。但是我知道有什么东西已经变了，有种叫珍惜的东西在我的心里不断地膨胀，胀到我的眼圈都酸酸涩涩的。我悄声地回到我的床上，继续思考着未来将何去何从，不知不觉天很快就亮了。
我早早地起了床，帮着父母一起做早饭。三年没用过筷子，没想到用起来还是这么得心应手。边吃饭，边和父母商量着出狱后该办的几件事：
第一件，我的身份证已经过期了，肯定要去派出所重新办理，顺便还要报到登记。
第二件，要买一部新的手机，把以前的电话号、微信号这些都找回来接着使用。
第三件：要向亲戚和直近的朋友打电话或者视频报平安。
第四件：要拿着释放证明去司法所报到。
因为疫情期间，街上的人非常少，没事的基本上都居家，办齐这些事情一天就全都跑完了。父母不顾年迈，大冬天的全程陪着我跑东跑西的办事。我知道他们是开心的，因为对他们来说，只要儿子平安回家，其余的事都不是什么大事。
本以为刑满释放人员这个身份，会让我办这些事情很麻烦，但是我真的没有感觉到经手办理这些手续的人对我有什么歧视。我去辖区派出所办新身份证的时候，拍身份证的大姐甚至非常热情地和我聊起来我的经历，嘱咐我一定要好好的，她特别热心地帮我调角度、打灯，说这么帅的小伙子，一定要好好拍一个身份证件照，这一次身份证上的照片要用几十年呢；去司法所登记的时候，负责登记刑满释放人员信息的大哥也很热情，告诉我现在有什么政策，以后需要注意什么，如果要做生意的话现在还可以向银行贷款；和亲戚们视频的时候，大家也丝毫没有感觉到大家对我的疏离，看到我平安回来，他们都如释重负地松了口气。
但是我的心里却好像筑起了一堵墙，我总觉得自己不是以前的自己了，总担心自己说的话、做的事，别人不会再相信，甚至不知道用什么方式才能证明自己真的已经改过自新。未来能干什么，会有怎样的人生，像一块沉重的石头，每天压在我的胸口。我开始变得不怎么愿意见人，也不愿意接听电话，更多的时候我都会沉默地坐着细碎无聊的小事。我明显感觉到我的心理肯定是出现问题了，但是还不到心理疾病的地步。我需要有一个机会，重新证明自己。
而监狱养成的作息习惯不是一天两天就能改变的。刚回来的时候，每次进出家里的单元门和进户门，我都下意识地想要报数；穿衣服的时候也不再喜欢那些花里胡哨的颜色，全部都以黑白灰为主，而且只要有衣服扣子，必然是全都系的严丝合缝；手机也不再是每时每刻看个不停，不必要都不轻易地拿起电话；直到现在仍然是早睡早起不熬夜。在监狱养成的习惯，让我的生活显得很规律，也很健康。父母都纳闷我明明都不用上班了，为什么还要每天起得那么早？那么喜欢熬夜的人，怎么每天晚上10点就准时地上床？嘴刁的我为什么回来后再也没挑过食？
父母很快就开启了报复性食补，每天换着样的做各种好吃的，以前的同事也有机会就找我出去小聚一下，我的体重很快从原来的140斤，长到了170斤。疫情期间本来运动量就少，这么育肥肯定是不行，我必须找点事情做。
刑满释放的人能做什么？我相信这是每一个服过刑的人都特别关心的事。公务员不用想了，年龄超了不说，《公务员法》里面明确规定了因为故意犯罪被判有期徒刑的，是没有当公务员资格的；教师、医生等等这些事业单位肯定也不用想了，因为《教师法》《执业医生条例》这些法律法规中也规定了不能聘用有犯罪记录的人；律师、法律工作者这些也不行，同样的这些行业都对服过刑的人封闭了大门；其他的像导游、直销员、出租车司机这些都干不了，谁让我是涉毒犯罪呢？我把能干的不能干的工作全都查了一遍，然后陷入了深深的自责和后悔中，唉！能干的只能是自主创业，可疫情的这个环境还谈什么创业啊，干啥不得赔啥么？我索性彻底不着急了，开始在网上接一些文字性的工作，不管赚钱多少，只要有我就做，这样怎么也比无所事事好。
好在多年学习和工作练就的本事没有丢，给我派活的人都特别喜欢和我合作，交稿快、基本不用改稿返工、啥题材的都能驾驭。很快我就赚到了一些小钱。但是问题也随之而来了：本身疫情就没什么对外交往，我又成天在家写稿，性格开始变得孤僻起来，常常是几个月都不下楼一次，偶尔接打电话也都是商谈稿件的事。爸妈怕我这么下去变得自闭，死活不同意我再干这个活。我不想再让他们担心，减少了接活的频率，一个月只干半个月，剩下的时间和爸妈一起遛弯、锻炼身体、商量着疫情过后做点什么好。
疫情弄得封城的地方越来越多，为了减少麻烦，我并没有和爸妈回老家，我们三口人一起过了我出狱后的第一个春节。2023年1月8日，疫情终于彻底结束了，我也开启了我的找工作之旅。我知道我这样经历的人一般的地方是不可能让我入职的，但是我又不想隐瞒自己的过往，给入职后的工作带来不便，本市稍微有点名气的私企我都跑了个遍，一听我说过我有过服刑经历，等待我的永远是不合适、不录用。我理解这些私企老板的想法，现在疫情刚过，有大把找工作的人，没必要非得冒着风险雇用一个有前科的人。我再不甘心，也左右不了私企老板的想法，我开始变得焦虑起来。父母看出了我的焦虑，总劝我干什么都能生活，实在不行回老家开个小超市也能养家糊口，没必要非得找个班上。道理是这么个道理，但是我真的不甘心，因为我那么多年积累的知识和经验，和做生意根本不匹配。
原来走出监狱，只是另一段困难人生的开始。四处碰壁后，我不禁在想，中国几千万有前科的人都是怎么生活的呢？有前科就注定要沦为社会的最底层么？改过自新的人真的没有路可走了么？现实就是，有将近一半多的有前科的人会再次犯罪，因为没有人愿意给我们这样的人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尤其是这几年经济大环境并不好，我们这些有前科的人，没有办法和年轻的应届大学生、吃苦能干的农民工去竞争。即使国家想到了要建立轻罪前科封存制度，但是这也只能解决一部分有前科人的问题，还有大量服刑多年的人，走出监狱后仍然没有办法找到一份正经的工作。
新生是如此的困难，即使你真心地悔过，你也注定会背负过去在社会上讨生活。没有人看到你的改变，只会盯着你服刑的经历，理所当然地认为你就是一个罪有应得的坏蛋。所有的制度我都理解，多年学习法律的经历让我知道，社会的秩序价值是第一位的，为了保证社会的正常运转，必须把可能发生的风险控制在一个非常低的范畴之内。或许会牺牲一些人的利益，但是成全的是整个行业、整个地区、整个国家。我再次想到了上学时读到的那句法学谚语“犯罪总是用惩罚来补偿；只有处罚才能使犯罪得到偿还。”我们付出了自由的代价，余生还要付出更多的代价，才能洗刷曾经犯下的罪行。
父母还在，三餐无忧，仍有一些挚友愿意信任我、支持我，这或许已经是服刑回来最好的状态。人生的河流中，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航行者，不管是否有服刑经历，我们都必须穿越时间的波涛，向着未知的彼岸缓缓前行。这段旅途中，最沉重的行囊莫过于我们的过去——那些欢笑与泪水交织的记忆，成功与失败并存的经历，它们如同烙印一般，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现在与未来。人注定要背负过去生存，这既是生命的重量，也是成长的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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